康熙帝:当和平统一不能成为选项武力解决台湾便不可避免

中国民航局于1月12日发布公告称,因经济发展与空中通航需要,在所谓的海线公里范围内的东南沿海设立四条新航线)。不料,海峡对岸的台湾暴跳如雷,强烈抗议,要求大陆新航线日还表示,暂不予核准两岸176班春节加班机。这预计将影响人数达5万之多,直接冲击两岸春节旅运。国台办在1月20日的2018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,发言人马晓光回答了有关近期“武统”声音越来越多的提问。他在应询时表示,之所以造成最近两岸“武统”声浪升高,主要原因还是岛内日益猖獗的形形色色的“”分裂活动。

当下也面临着这个斗争的我们,可以从康熙帝 “武统”的战略、策略及得失中,得到许多的启示。康熙帝玄烨(1654~1722),是清代文韬武略兼备的帝王之一。8岁登基,14岁的正式亲政。在他亲政之际,清中央政府与台湾的明郑政权已对峙了5 年之久。

明郑政权又称台湾明郑时期,是由延平王郑成功于1661年在台湾建立的郑氏政权,共历五王、前后二十二年。

郑氏政权在台湾历经郑成功、郑经及郑克塽等三世。后因施琅攻克澎湖岛,明郑于1683年降清,明郑时期结束,台湾进入清治时代。

自康熙二十年(1681)起,情势发生了逆转,出现了有利于清政府而不利于台湾明郑当局的急速变化。

1681年,延平王郑经薨逝。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,从此,台湾民心涣散,明郑一蹶不振。此时,明郑统治下的台湾在经济上、军事上也远非昔日可比。

经济上,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,粮食歉收,米价飞涨。多年战争的消耗,也使台湾府库空虚,财政拮据。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,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。

敏锐的康熙帝及时抓住它,做出了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,并次第实施,终于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八月,完成了清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统一。

“郑锦(经)既伏冥诛,贼中必乖离扰乱,宜乘机规定澎湖、台湾。总督姚启圣,巡抚吴兴祚,提督诺迈、万正色等,其与将军喇哈达、侍郎吴努春,同心合志,将绿旗舟师,分领前进,务期剿抚关用,底定海疆,毋误事机。”

康熙十八年(1679)五月,朝廷决定“将万正色升补福建水师提督”。万正色任水师提督后,即在闽省各营内“挑选惯练炮手”,认真训练,“以资水战”;“在福州催造船只”。福建水师整顿、恢复后,万正色即“率大队舟师,出攻金、厦”郑军,为清军收复沿海岛屿发挥了作用。

康熙在选取主帅的问题上,尤为慎重。在他看来,主帅必须具备三方面条件:一是态度坚决;二是“水务谙熟”,且具有指挥海战的经验;三是了解台湾地区的地利和敌情。康熙帝采纳总督姚启圣的推荐,令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,为主帅。

“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,应以见在舟师破灭海贼。原任右都督施琅,系海上投诚,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,熟悉彼处地利、海寇情形,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,加太子少保,前往福建。到日即与将军、总督、巡抚、提督商酌,克期统领舟师,进取澎湖、台湾。”

郑经死后,台湾政局混乱,军心、民心动荡。清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积极作进剿台湾的军事准备同时,展开了适度的招抚工作。

康熙帝不放弃“和平统一”的原则立场,始终让清军在军事上处于对台湾的碾压态势。

康熙二十年(1681)四月,宁海将军喇哈达等探得“郑经已死”消息后,认为:

这些大量的宣传传单,表达了福建将军、督、抚、提等“同心底定海疆”,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。也同时奉劝“岛上将弁民人”“翻然悔悟,慕义前来”,并警告岛上将弁民人,若不投诚,我“舟师南指,玉石俱焚,悔何及焉”!严正警告“”分子,不要在“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!

喇哈达此举引起明郑当局的震动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八月,刘国轩差员驾船抵闽向闽省将军、督、抚、提“输诚”。这是海峡两岸20 余年来,明郑当局第一次主动向清政府“求和”举措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六月十四日,施琅率战舰230 余艘、官兵2 万人从铜山港(今福建省东山岛)出发,向正东方澎湖进发。经过七昼夜的奋战,克取澎湖。

攻占澎湖,台湾明郑当局一片恐慌。在清政府军队的强大压力之下,死守?逃跑?投降?明郑当局三世郑克塽则表示:

“本藩年稚,未谙军旅;第承继不久,一旦降人,扪心歉然。揆之天时人事,悉已顺于清朝,若不见机,恐有不测,反为大丈夫之羞。今全举版图,清朝宽恩仁慈,未必深加罪谴。”

八月十三日,施琅率军自澎湖进发台湾,不费一枪一弹,不用攻守,顺利地收取了台湾。

特别难能可贵的是,在明郑政权与清朝前后二十二年的对峙期间,康熙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在他亲政不久,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,主持和议,派知府慕天颜入台,宣示招抚之意。清廷做了重大让步,允许郑氏封藩,世守台湾。郑经则提出:

“苟能照朝鲜事例,不削发,称臣纳贡,尊事大之意,则可矣”(江日升《台湾外记》)。

“若郑经留恋台湾,不思抛弃,亦可任从其便。至于比朝鲜不剃发,愿进贡投诚之说,不便允从。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,郑经乃中国之人”(《明清史料丁编》第三本)。

康熙二十年(1681)四月,清朝在郑经死亡所引发的明郑政权的混乱之机,用高压的态势,打压明郑当局并引发当局向清政府“求和”“输诚”。在“求和”“输诚”的“伪书”中,明郑当局又提出:

“请照琉球、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,奉朝廷正朔,受朝廷封爵,接诏者削发过海,在台湾者求免削登岸。”

:“台湾贼皆闽人,不得与琉球、高丽比。如果悔罪,剃发归诚,该督抚等遴选贤能官前往招抚。或贼闻知大兵进剿,计图缓兵,亦未可料,其审察确实,倘机有可乘,可令提督即遵前旨进兵”。

康熙帝解决台湾问题,以绝对的军事碾压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为条件,并实施“剿抚并用”、“因剿寓抚”斗争方略。武装攻占澎湖和台湾本岛的和平收复,既打破了明郑当局的幻想,也减少了清军与郑军的伤亡,减少台湾岛内生命财产的伤亡和损失,从而避免了中华民族的元气大伤。